科技進步真的會消滅就業嗎?

November 29, 2018

 

  • 人工智能和工業機器人等技術的快速發展,讓人們開始擔憂“中年失業”是否會成為可能。不過,這可能是杞人憂天。長期來看,技術創造的就業機會比它取代的就業機會要多。

 

  • 不過,第四次工業革命在範圍、規模和速度上可能與前三次工業革命不同,這些特性可能會加劇不平等和造成更強的短期陣痛

 

  • 信息技術發展下平台市場的興起,改變人們的工作方式和條件。零工經濟或表外勞動力的快速發展得到了更多的重視。

 

  • 技術衝擊和零工經濟的發展,模糊了正式工作和非正式工作之間的界限,這需要我們重新思考社會保障體系

  長期視角  

技術恐懼是杞人憂天

 

在上個世紀,機器在許多工作中取代了工人。然而,總的來說,技術創造的就業崗位多於它所取代的就業崗位。從歷史長期數據來看,幾乎沒有證據能夠表明存在技術失業。正如下圖所示,今天的平均就業率和失業率與18世紀並無太大不同。

 

世界銀行在最近發布的《2019年世界發展報告:工作性質的變化》中認為,總的來說,對機器人導致失業的擔憂似乎是沒有根據的。相反,未來的工作是由自動化(automation)和創新(innovation)這兩股競爭力量所共同驅動的(下圖)。自動化將擠出可被機器替代部門的就業,而創新將增加難以被機器替代的新就業。

 

技術進步使企業能夠實現自動化,在生產中用機器代替勞動力,並進行創新,擴大部門、任務和產品的數量。創新的速度將決定是否會出現新的工作崗位或任務,以抵消傳統工作崗位的減少。

 

例如,歐洲最近的證據表明,雖然技術取代了一些工人,但它也提高了對勞動力的需求。總的來說,從1999年到2016年,那些替代日常工作的技術在整個歐洲創造了超過2300萬個就業崗位。

 

英格蘭央行行長卡尼在主題為《未來工作》的演講中,將科技進步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進一步細分,他認為毀滅力、生產力和創造力將共同作用決定了勞動力市場的變化。

 

破壞力效應是大多數危言聳聽者所關注的焦點:技術取代了勞動力,隨之而來的是勞動力需求、工資和就業的下降。這一點確實是存在的,例如自動化生產線的裝配毫無疑問地擠出了原先的流水線安裝工人。但除此之外,還有別的力量在​​起作用。

 

生產力效應不太為人所知,它指的是新技術對總需求的積極影響。這種效應類似於經典的薩伊定律(Say’s law),即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技術使那些有工作的人更有生產力,及時提高工資和增加對那些擁有資本的人的回報。這種更大的收入增加了總需求,抵消了破壞力效應。

 

創造力效應指的是為勞動力創造新的任務,這一點已被廣為接受。隨便去科技公司的招聘頁瀏覽一下,數據工程師、視覺算法工程師、爬蟲工程師等等,這些工作在上一次技術革新之前是完全不可想像的存在。此外,這一點與上面的生產力效應存在一定的互補性,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需求也將爆炸式的增加和細化,這又將為勞動力催生出更多新任務

從歷史上看,技術進步並沒有導致勞動力份額的永久下降,這主要是由於創造力效應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同時,結合生產力效應,這最終抵消了技術的替代作用,提高生產率和工資,同時不影響就業率。

  這次不一樣?  

 

第四次工業革命在範圍、規模和速度上可能與前三次工業革命不同。

 

範圍

 

到目前為止,每一波技術變革都增加了認知任務相對於非認知任務的重要性。換句話說,機器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人的手而不是腦

 

隨著計算能力的快速提高、大數據可用性的增加以及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的進步,意味著更智能的機器已經取代了比以往更廣泛的人類活動深入到“大腦”的範圍。新技術可能越來越多地提供以前只有人工才能提供的智力、感官知覺和推理。技術樂觀主義者認為,未來的自動化將超越20世紀末對“常規體力型工作”的替代,幾乎涵蓋所有工作領域。

 

因此,提供“心”——即需要情商、獨創性或社交技能(如說服或照顧他人)的任務,可能要留給人工去做。如果新的全球經濟能夠實現定制大眾創意的新形式,人類的“雙手”可能會再次接管(一種”家庭手工業“的形式)。另一個值得注意的點是人口統計的影響。人口老齡化將導致對護理的更大需求和勞動力供應的直接減少。

 

規模

 

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範圍更大,可能意味著其規模也更大。與以往不同的是,自動化風險最大的工作崗位可能分佈在從低工資到高工資的各個領域。

Frey和Osborne(2017)估計,在一個極端情況下,美國約有一半的就業處於自動化的“高風險”中,具體時間不詳(下圖)。

 

但事實上,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雖然許多工作的大部分將採用自動化,但完全自動化的工作相對較少。很多估計可能存在誇大性。 Felten Raj 和 Seamans(2017)表明,技術進步可能會改變許多工作的性質,但並不是完全消除它們

 

此外,較極端的估計往往純粹基於自動化的技術可行性,對經濟可行性的考慮有限。例如,在酒吧里自動倒酒是可能的,但是這樣做也許並不會節省僱傭酒吧工作人員的成本。

考慮到這些額外的因素,上圖中英國和愛爾蘭對自動化高風險的工作崗位比例分別降至10%和15%左右。這似乎與前三次技術革命相當,在此期間,受影響最大的行業的總就業份額長期下降了10%至20%。

 

不過一些人認為,更大範圍和更大規模的任務(而不是工作)面臨著被技術取代的風險,這意味著新的就業創造可能不再增加整體就業。也就是說,破壞效應可能會超過生產力和創造效應的綜合影響

 

與此同時,這種大範圍性可能增加對不平等的影響。最根本的是,新技術對勞動力的替代而非補充越多,資本而非勞動力獲得的收益就越多。資本分配的不平等意味著,自動化程度的提高將助推行業的不平等(下圖)。

 

如果教育不能跟上對技能需求的變化,那些已經擁有使用新技術技能的人將獲得更高的獎勵。就業兩極分化將增加競爭低技能崗位的勞動力供應。而更大的全球互聯性將加強這些動力。

 

速度

 

第四次工業革命會更快嗎?當然,自第一次工業革命開始以來,採用新技術所花的時間已大大縮短(下圖)。

 

這對於勞動力市場意味著什麼?筆者認為,這可能意味著更強烈的短期陣痛。雖然,從歷史長期數據來看,技術創造的就業崗位多於它所取代的崗位。但如此巨大的轉變需要時間。工人們通常不能天衣無縫地轉移到新且生產率更高的工作崗位上。事實上,在19世紀初的英國,儘管生產率大幅提高,但工資增長停滯,勞動力佔比下降——這段時期被稱為“恩格斯停滯期”(下圖)。

 

如果第四次工業革命將以驚人的速度迅速完成,其短期代價將可能是慘痛的。工人幾乎不可能有時間重新學習以適應新工作,與勞動力市場相關的製度和基礎設施建設也可能無法迅速調整到位。只有經歷一段陣痛期後,勞動力市場才能逐漸恢復到長期的均衡狀態。

 

  平台經濟的興起  

工作性質的變化

 

 

數字經濟擴大了企業的邊界,推動了企業性質的根本性轉變。物理實體的存在不再是做生意的先決條件:公司可以從國外提供在線服務或從軟件和知識產權等無形資產中獲利;數字平台可以從其他人的資本中產生收入。數字經濟中的企業可以更快地從本地初創公司發展為全球巨頭,通常只有很少的員工或有形資產(圖2)。

 

平台市場的興起也通過所謂的“零工經濟”(gig economy)改變了人們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條件。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得個人和公司只需要寬帶連接就可以在在線平台上交易商品和服務。這種範式轉換的力量似乎正在推動工作和勞動力方面的重大變革。零工經濟的增長使得企業的表外勞動力(off-balance-sheet talent)越發受到關注。這種“規模卻不密集”的模式為數百萬不生活在工業化國家甚至工業地區的人帶來了經濟機會。

 

企業性質的變化與工人對技能需求的變化是一致的。對可以被技術取代的不太先進技能的需求正在下降。與此同時,對高級認知技能、社會行為技能以及與更強適應性相關的技能組合的需求正在上升。根據德勤(2018)的研究,另類工作者更有可能在藝術、維修和施工以及行政領域找到工作,橫跨專業服務和製造領域(下圖)。

 

儘管如此,零工經濟工人的數量在勞動力總數中所佔比例仍然很小。數據是稀缺的,但即便在它確實存在的地方,數字仍然很低。來自德國和荷蘭的數據顯示,這些國家只有0.4%的勞動力活躍在零工經濟中。報告估計,全球自由職業者總數約為8,400萬,不到全球35億勞動力的3%。一個被算作自由職業者的人也可能有一份固定的帶薪工作。例如,在美國,5730萬自由職業者中,有超過三分之二的人還從事傳統工作,他們轉向自由職業者工作是為了補充收入。最好的估計是,在全球範圍內,參與零工經濟的活躍勞動力不足0.5%

 

  社會保障體繫再思考  

 

 

在發達經濟體中,工作性質的這些變化更為明顯,尤其是在歐洲和北美,那裡對技術的吸收和滲透更大,勞動力市場更發達。相應地,零工經濟的增長也在世界上的這些地區敲響了警鐘,因為它模糊了正式工作和非正式工作之間的界限:在這兩種情況下,工人通常處於生產率較低的就業崗位,同時大多數勞動法對雇主和僱員的角色和責任都不明確。這群工人往往得不到福利。他們沒有養老金,沒有醫療或失業保險計劃,也沒有為長期合同製就業的工人提供任何保護。

 

如果工人們要有機會適應未來的勞動力市場——從幼兒發展計劃和正規教育,到高等教育和成人學習計劃——政府就必須在終身學習方面投入更多更好的資金。但重新思考社會保障體系同樣重要

 

正式的工資僱傭合同仍然是社會保險方案和規定最低工資或遣散費等條例所提供保護的最普遍的基礎。社會保險為正規部門的工人提供福利,資金來源是專門針對工資的稅收。

該制度依賴於穩定的工資僱傭、明確的雇主和僱員關係,以及固定的退休日期。但隨著工作性質的變化破壞了這些傳統規範,這種貢獻式的方法開始顯得過時。技術將對工人福利的需求從雇主轉向為直接要求國家福利

 

我們還需要修訂直接社會援助方案,以確保它們能夠防範日益增長的勞動力市場風險。現金轉移對當前和未來幾代人的健康和教育作出積極貢獻的證據是無可辯駁的。

 

但人們對社會援助的接受程度普遍較低。在歐盟,只有大約60%的社會福利被領取。主要是由於缺乏關於這些福利的資料、與這些福利有關的污名以及為了獲得這些福利必須克服的官僚障礙。

 

“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是一種時髦的解決方案,但事實上,世界對它在實踐中將如何發揮作用知之甚少。研究表明,這將對財政產生重大影響。研究表明,覆蓋成年人的UBI的成本範圍將從低收入國家GDP的9.6%到中高收入國家GDP的3.5%(圖3,UBI成本隨著國家收入水平的下降而上升)。

 

一項針對四個歐洲國家的模擬顯示,在芬蘭(如果設定與現有現金轉移計劃相等的水平)UBI的成本將佔GDP的13.8%,法國為10.1%,英國為8.9%,意大利為3.3 %。在每一種情況下,都不可能僅僅通過取消現有津貼來抵消UBI的費用。為了提供必要的資金,還必須削減其他支出或提高稅收

作者:鐘政昊

編輯:孫衍博

本文來自智堡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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